清代八旗選秀中，能夠真正被皇帝選中的秀女十分稀少，根據乾隆60年的選秀檔案可知，8000多名秀女只有8人脫穎而出，然而每次選秀需花費數萬兩銀子，並且八旗全體動員，如果單純為了走形式，不必搞得如此聲勢浩大，大陸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毛立平指出，因為選秀對皇帝來說不只為了選妃，也具有防止旗人女性漢化的重要作用。
選秀對於皇帝來說，除了選妃，也是皇帝了解旗人女性的重要窗口。乾隆24年，皇帝發現旗人女子「竟有仿效漢人妝飾者，實非滿洲風俗」，感到非常不開心，嚴加斥責；乾隆40年，又發現旗人女子戴耳環的方式受漢文化影響，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，直言旗人女性在選秀這種公開場合都如此裝扮，平日衣著的漢化程度肯定更加嚴重。
從此以後，清代皇帝開始透過選秀檢查旗人女子的漢化傾向，也是選秀女制度在清代中期以後增添的重要新作用，皇帝不但透過選秀向年輕旗人女性灌輸皇族的選婚優先權，也趁機檢視旗人女性的民族認同，並對她們進行族群教育、加強族群意識，一旦發現「各旗滿洲蒙古秀女內有衣袖寬大、漢軍秀女內有裹足者」，她的父親、所屬旗的都統、章京（武官職稱）都要受罰。
除了服飾，皇帝還透過其他手段加強旗人女性的族群認同，比如突出姓氏，原本的滿州風俗，不論男女一般只稱呼名字而非姓氏，導致一些滿人對自己的姓氏不在意，甚至為了方便改為漢姓，乾隆發現後十分恐慌，「姓氏乃旗人根本，甚關緊要。今若不整頓，必致各忘本姓而不知。」
於是乾隆規定，引見官員時除了寫上名字，也必須寫清楚姓氏，選秀則要把秀女的姓氏寫在綠頭牌上，不但有助於區別秀女的出身，也能強化她們對家族的認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