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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上最有才華的皇帝——梁武帝蕭衍,半生奮鬥卻換來國破家亡

在南北朝歷史上,梁武帝蕭衍無疑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皇帝。他在政績上遠不如宋武帝劉裕、北魏道武帝拓跋燾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等,但是他在位時間長達48年,可以說位居魏晉南北朝之冠。在這半個世紀中,梁武帝給後人留下了太多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,對他的評價也是眾說紛紜,有人認為他“專事衣冠禮樂”,“勤於政務,孜孜無怠”是一個“英武容哲”的皇帝;也有人認為他“好佞居前而不見,大謀顛錯而不知,名辱身危,覆邦絕祀,為千古所閔笑,豈不哀哉!”我認為,梁武帝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,他用盡半生的心血來治理國家,最終卻是換來了國破家亡的結局。
一,調節士族和寒門之間的矛盾

502年,蕭衍平定了南齊蕭氏的內亂,掌握了國家大權,於是自立為帝,改國號為梁,於是開啟了梁朝。梁武帝上台後,注意到劉宋和南齊滅亡的教訓,十分勤勉政務,孜孜不倦。例如他每天五更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,及時在寒冬到來,雙手凍裂也未停止;他虛懷納諫,在宮門前設置謗木函和肺石函以接納臣民的諫議,其中謗木函主要用於招納賢才,肺石函是接受對政務的建議和批評;他重視吏治,對於政績突出的地方官員大加提拔;他提倡節儉,其衣被很少換新的,“一冠三年,一被二年”,吃的也十分簡便,因為提倡佛教的因素,他基本就喝粥吃素,甚至一天只吃一頓。

梁武帝雖然如此勤政,但是依然難以解決從魏晉以來積累下來的社會弊病。魏晉以來,士族強盛,他們往往左右國家大政,甚至威脅皇權。到了南朝,寒門出身的軍人掌權,他們又提拔寒門以抑制士族,使得士族和寒門的矛盾突出。而南宋的劉宋和南齊也過分加重宗族的權力,派遣宗室子弟駐紮地方,導致宗室最終互相殘殺,王朝迅速崩潰。梁武帝也是在南齊的宗室殘殺中乘機掌權的,他力圖吸取教訓,避免重蹈覆轍。
梁武帝認為宋齊內亂的根本在於寒門權重,因而他逐漸恢復士族的權力,通過滿足士族的利益需求來換取他們的支持。為此,他命令王僧孺編撰《百家譜》,改變士庶不分的狀況,為士族正本清源。從此《百家譜》成為士族舉薦的依據。梁武帝於506年下令:“凡請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,選官搜括,使郡有ー人”,也就是確保每個州郡士族都有人在朝廷當官。為了增加士族當官的名額,梁武帝將百官九品定為十八班,又增設鎮、衛將軍以下為十品,分二十四班,共有名號一百二十五個,以此擴充官員數量。在地方,梁武帝大幅度增加州縣數量,巧立名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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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時期,士族已經開始走向衰落。梁武帝花這麼大的力氣去提拔士族,討好士族,算是開了歷史的倒車,最終也並未得到什麼好處。士族“崇尚玄虛,菲薄吏治”,對具體的政務不感興趣,因此梁武帝也只能委任寒門掌握關鍵位置,如寒門朱異為中書通事舍人,“居權要三十餘年”。提拔寒門,也使得士族和寒門的矛盾能夠得到一定的緩解,為梁朝前期的穩定奠定了基石。
二,從三教並行到推崇佛教

南朝的帝王雖然大多數出生庶族寒門和武將,但是大多數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,梁武帝蕭衍是其中的代表。蕭衍在稱帝之前就已經以才學出名,在南齊永明年間,許多文人學士聚集在竟陵王蕭子良身邊,人們將其中最傑出的稱為“竟陵八友”,其中有謝脁、沈約、任眆、范雲等,而蕭衍也是其中之一。蕭衍在詩歌創作方面頗具成就,他在稱帝后又招聚文人學士,以賦詩為樂,推動了梁朝文學的繁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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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衍在音樂、繪畫、舞蹈、書法等方面也頗有研究。音樂方面,《隋書·音樂志》說蕭衍“既善鐘律,詳悉舊事,遂自制定禮樂”。他崇尚佛教,因而創造許多與佛教有關的樂曲;繪畫方面,蕭衍善畫花鳥與走獸,重用當時的畫家張僧繇;書法方面,蕭衍在帝王中算是傑出的,他寫下了《觀鐘繇書法十二意》、《草書狀》、《答陶隱居論書》、《古今書人優劣評》四部書法理論,他也第一個推崇王羲之書法的帝王,對後世書法創作有很大的引導作用。

不過蕭衍在文化上的貢獻,最多還是思想領域。自從魏晉以來,玄學興起,佛教傳播,過去儒學獨尊的局面被打破。蕭衍於是將佛學、儒學、玄學的思想進行了綜合的研究,開始推行“三教並行”的政策。蕭衍從小愛讀經書,曾撰《群經講疏》二百餘卷、《通史》六百卷。在繼位後,他主張興修國學,增廣生員,立五經館,置五經博士,命群臣撰吉凶軍賓嘉《五禮》一千餘卷,使得儒學的地位有一定的復甦跡象。《南史》評價到:“自江左以來,年逾二百,文物之盛,獨美於茲。”而北方的高歡也說“江東有一吳兒老翁蕭衍,專事衣冠禮樂,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”。
他用儒家的禮來維護社會等級秩序,用道家的“無”來勸誡人們清淨自然,有佛教的“輪迴轉世”“因果報應”來消磨人們的抑制。蕭衍的政策,對後來隋朝的“三教合一”、唐朝的“三教並行”以及宋明理學都具有重要的影響。梁武帝后期,尤其崇尚佛教,他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推行佛教信仰的帝王。《梁書》記載梁武帝在527年、529年、546年共三次“捨身同泰寺”,也就是到同泰寺出家。每一次出家,群臣都集資了一億錢才將他“贖回”,這其實是梁武帝想方設法為寺廟積攢錢財。在梁武帝的推崇下,梁朝佛教快速發展,寺廟林立、僧侶眾多,僅僅建康城有“佛寺五百餘所,窮極宏麗,僧尼十餘萬,資產豐沃”。史書記載梁朝的有大量的百姓成為僧侶,“天下戶口幾亡其半”。

梁武帝后期也是身體力行地遵守佛教的教義。晚年的他每天吃一頓飯,飯菜也是“膳無鮮腴,豆羹糲飯而已”“身衣布衣,木綿皂帳,一冠三載,一被二年……不飲酒,不聽音聲”。但是他過分推崇佛教,最終消耗了大量的民脂民膏,加劇了社會矛盾。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,佛教的盛行,也反映了大量的自耕農破產,他們只能“假慕沙門,實避調役”。蕭衍未能從根本上去解決社會矛盾,而是借助佛教來消磨人們的意志,這是無法長期維持穩定的。

由於過分推崇佛教,社會上也產生了空談的風氣。如昭明太子“招引名僧,談論不絕”;晉安王蕭綱“善言玄理”;州迎主簿江紑“好老莊玄言,尤善佛義”,當時的情況可謂“普天信向,家家齋戒,人人懺禮,不務農桑,空談彼岸”,甚至他們空談玄理而不習武事,著名的隱士陶弘景曾經預言蕭梁將步魏晉空談亡國的後塵,後來的歷史證明果不其然。佛教思想傳播也破壞著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,“使父子之親隔,君臣之義乖,夫婦之和曠,友朋之信絕”,後來梁朝出現了侯景之亂,而官員們竟然無所畏懼、望風而逃,蕭氏宗室更是骨肉相殘。
三,好大喜功,最終國破家亡

梁朝後期,北魏因為六鎮起義陷入內亂,這給南朝的北伐提供了天賜良機。但此時的梁朝已經被政治腐敗、社會矛盾給拖住了。梁武帝前期的政治總體比較清明,後期就比較昏庸,主要的表現有佛教氾濫、朝政腐敗、農民起義興起。在朝政方面,朱異獨攬大權,賄賂公行,胡三省說:“專任朱異,梁殆矣”。而梁武帝對於大臣宗室的腐敗是縱容的,但他得知六弟蕭宏的府庫中藏的是錢財而不是兵器的時候,大悅,說:“阿六,汝生活大可”。
由於梁武帝時期州郡數量和官僚機構膨脹,因而百姓的負擔也不斷加重,可謂“刑役薦起,民力凋流”。梁武帝對宗室、官僚等十分寬容,但是對平民卻是十分殘忍,施用嚴刑峻法,史稱他“收縛無罪,逼迫善人,民盡流離,邑皆荒毀,由是劫抄蜂起,盜竊群行”。在梁朝後期,出現了較大規模的流民,甚至出現了農民起義。

面對如此的局面,梁武帝不僅不聽勸誡,反而想乘北魏大亂之機北伐,建立功業。505年,梁武帝大舉北伐,“器械精新,軍容甚盛,北人以為百數十年之所未有”。可是梁武帝捨棄名將韋叡不用,而以儒怯無能的六弟蕭宏為主帥,結果還未交戰,蕭宏就倉皇難逃,隨後大軍紛紛散歸,損失了5萬人。隨後北魏大軍進攻準南,幸虧昌義之、韋叡等率死戰才扭轉大敗的局面。
528年,北魏內戰,梁武帝企圖將元顥送回北魏,以遙控之,於是派遣陳慶之率眾七千北伐。陳慶之攻下了洛陽,不久又經47次戰役,攻下了三十二城,戰無不勝。但是陳慶之畢竟孤軍深入,而梁武帝卻沒有派遣大軍去支援,結果爾朱榮反攻,陳慶之全軍覆沒,梁武帝的北伐事業宣告結束。

535年,北魏正式分裂為了西魏和東魏,分別是宇文泰和高歡控制。北魏六鎮起義後,羯族將領侯景投靠高歡。高歡去世後,高澄試圖奪侯景的兵權,於是侯景投向於宇文泰。但是宇文泰直接派遣大軍接收侯景佔有七州十三鎮,侯景走投無路,只好投奔梁朝。梁武帝於是認為北伐的機會又來了,於是配合侯景出兵,結果還是慘敗而歸。
之後,東魏方面和梁武帝談判,提出只要梁武帝消滅侯景,東魏就可以釋放戰俘。梁武帝在談判過程中並未限制侯景,於是侯景決定起兵,這一起兵不得了,導致了整個梁王朝的崩潰。侯景的軍隊雖然不多,但他一路上宣佈釋放奴婢,得到了大量的依附民支持,軍隊迅速擴大。548年,侯景攻破了建康城,蕭衍被餓死,梁朝也就是名存實亡了。此後,蕭氏宗室開始大規模的自相殘殺,荊州、益州、梁州等大片土地被西魏佔據。

侯景之亂,大大改變了南北朝的歷史格局。首先在階級上來說,南朝的士族遭到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,從此士族開始退出最高的政治舞台。從南北政局來說,南朝的土地面積從260萬平方公里縮小到了130萬平方公里,經濟又遭到破壞,國力衰微,失去了與北朝並立的實力,最終被北朝消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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